传统家训文化是古人在教子治家过程中形成的宝贵财富，不少家庭在订立家训时会涉及为官之德，这主要来源于其参与国家治理等政治实践活动获得的心得体会，希望以此给子孙后世道德教育和智慧启迪。传统家训中涉及的为官之德，大致涵盖公忠体国、修身正己、仁政爱民、清廉自持、勤勉奉公、谨言慎行等方面。秉持古为今用、批判继承的基本原则，吸纳其中的精髓，将有助于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。

　　公忠体国 修身正己

　　受传统儒家学说的影响，恪守“忠孝节义”的道德准则，是人之为人的根本，对于为官者而言更是如此。清朝名臣纪晓岚曾作“一等人忠臣孝子，两件事读书耕田”一联，足见对国家忠诚是为官处世的重要内容。传统家训的作者力求在教化家族子弟的过程中把“忠”放在与“孝”同高的位置，讲求忠孝为先。

　　明末清初的理学家朱柏庐以《治家格言》（又名《朱子家训》）闻名于世，他明确告诫子孙，“为官心存君国，岂计身家”，入仕以后的本职就是要心系国家，而不能为自己谋取私利，更不可计较得失。明代袁黄在《了凡四训》中明确指出：“家之父兄，国之君长，与凡年高、德高、位高、识高者，皆当加意奉事。”袁黄教育子孙对待“家之父兄”要恭敬守礼，对待“国之君长”要怀有忠义之心，且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行不被注意就肆意妄为。袁黄认为忠与孝是不可分开的，忠孝之家，必定家道昌盛。

　　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”，“家国同构”“家国一体”的社会结构使得家国情怀厚植于国人的内心深处，传统家训格外重视对宗族子弟的爱国教化。浙江金华浦江郑氏义门在其家训《郑氏规范》中对为官的家族子弟明确要求，“子孙倘有出仕者，当蚤夜切切以报国为务”，要把国家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尽心为国。晚清名将彭玉麟在家书中表露心迹，“以此身已许国，吾身便为国所有”，为国征战，他已经做好了马革裹尸、战死沙场的准备，并通过家书将自己的爱国精神传递给家人。

　　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作为传统儒家的伦理追求，是古人孜孜不倦奋斗的目标。修身是基础性的要求，也是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前提和保证。孔子倡导的“德治”，强调充分发挥道德的规范作用。而要实现“德治”的目标，作为治理者的各级官员必须以身作则，发挥榜样示范作用，从而实现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”，否则，“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。

　　明代的杨爵曾任监察御史，他不畏强权，心系社稷，直言进谏，曾被捕入狱。在狱中，他写信给其子：“古之良士，有仁人君子之德，有忠臣义士之心，有英雄豪杰之才。儿当以此自勉励，自期待，而能立身于天地之间可也。”即使身陷囹圄，杨爵仍教导儿子要培养气节，修身养性，端正自己的德行才能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有忧惧。唐代李恕在《戒子拾遗》中提出为官“但能正身范物，修己安人”的见解。唐太宗李世民教子治国之道时，也提出“莫若约己正身，则民不言而化矣”。宋朝翰林学士叶梦得特意在《石林家训》中作《修身要略以戒诸子》一篇，告诫子弟修身的重要性，可见修身正己是历代名宦为官为人的共识。

　　仁政爱民 廉洁自持

　　官民关系如何，是判断一位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。春秋战国时期，百家争鸣，儒家、法家、道家、墨家、阴阳家等众多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思想，直至西汉汉武帝时，儒家思想获得主导地位。儒家倡导“仁政”，孟子对此有完整的论述，他认为治理者“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”，行仁政者，必以爱民为先。

　　唐太宗李世民强调百姓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。他在自己所作的家训中，告诫子女及王公大臣，“夫人者国之先”，即百姓是国家得以建立的前提。唐太宗颇为重视百姓利益，要求“倾己勤劳，以行德义，此乃君之体也”，勤劳任事以施行道德仁义。

　　晚清重臣曾国藩在家书中强调：“至于尊官厚禄，高居人上，则有拯民溺、救民饥之责。”曾国藩认为“为民”是“为官”的基本要求。他从理学的角度切入对这一问题的论述，认为“我与民物，其大本乃同出一源。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，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”，仁民爱物与自私求利是对立的，前者乃为官之本，后者是务必避免的。

　　清朝曾任内阁中书的官员周际华在《家荫堂尺牍·寄顼儿书》中劝勉儿子：“自古儒者之心，心存匡济；人臣之事，事在民生……故凡可为而不为，与可言而不言，负吾君，负吾民，且以负吾学矣。”为官者要心系国家的命运兴衰，要以百姓生计为重。倘若不能尽心尽力，则有负于君主的托付，愧对于百姓的信任，并且有悖于自身所学。

　　廉洁是对为官者的底线要求，传统家训中对于廉洁从政的论述不胜枚举。清初陕西地图学家沈起潜在《沈氏家训》中记述：“幸而读书成名，居官行道，既有俸禄，又有养廉，必当清白无瑕，为祖父争光。他日入贤良祠，登《循吏传》，皆由其肄业时父诏兄勉得来。”在他看来，“清白无瑕”、坚守廉洁底线，是入仕子弟为家族争光的重要前提。一旦清白不保，不仅自毁前途，也败坏家声。

　　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孙植，累官刑部尚书，在其制定的家规中明确写道：“士子幼学壮行，当以尧舜君民为志，仕宦不论崇卑，一以廉恕忠勤、报国安民为本。如或贪酷阿纵，负国辱先，合宗告祠斥之，勿齿于族。”孙植将清廉放在为官要则的首位，对于因贪婪自恣、胡作非为而辱没家族声誉的子弟，要求严加斥责。

　　北宋包拯对子孙要求更加严格，他在临终前留给后世的《包孝肃公家训》仅三十七字，却在中国家训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：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；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。”

　　郑氏义门在宋元明三代获得朝廷表彰，其清正家风成就了整个家族“173人出仕无人贪墨”的佳话。其家训中有“既仕，须奉公勤政，毋蹈贪黩”“不可一毫妄取于民”的劝诫。郑氏义门还提出用家族的力量支持子弟为官守廉，若任官俸禄难以支付衣食开销，可由家族提供适当援助。

　　勤勉奉公 谨言慎行

　　勤政是中国传统为官之德的重要内容，我们常用“夙夜在公”来称赞为官者的勤勉奉公。周公留下了“一沐三捉发，一饭三吐哺”的佳话。据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的记载，周公之子伯禽将代周公就封鲁国，临行前，周公对伯禽有一番教诲：“我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，我于天下亦不贱矣。然我一沐三捉发，一饭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犹恐失天下之贤人。子之鲁，慎无以国骄人。”周公多次中断吃饭、洗发的过程去接待来访的人，他求贤若渴，十分担心因为自己的原因而使人才被忽略。他希望伯禽到鲁国后，也要礼贤下士，不可因为自己的地位高而轻视了人才。

　　南宋宰相赵鼎将自己的为政心得写入《家训笔录》，他教育子弟为官“以廉勤为本。人之才性，各有短长，固难勉强，唯‘廉勤’二字，人人可至。”官员的个人能力、天赋、特长总是有差异的，但廉洁和勤勉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，当然这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。中华文明的用人之道讲求“德才兼备”，勤政作为一种优秀的品质备受推崇，同时勤政也是为官者实现抱负的一种重要途径。清朝官至浙江布政使的庄受祺在《维摩室遗训》中告诫后人，“做官切须刻刻提撕，断勿始勤终怠。尔做官切忌懒惰，无事之时，将官事、民事刻刻不忘。”庄受祺要求家中为官之人对待政事不可懈怠，避免懒惰，即便无事之时，也要心系职责所在、百姓所望。

　　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听在百姓耳中、看在百姓眼里，影响着他们对官员群体的认知与态度。为官者应谨言慎行，一项政策影响千家万户，必须深思熟虑，考虑周全。倘若朝令夕改，随意行事，则政令无法有效实行，更使百姓无所适从，失去百姓信任。

　　宋代吕本中的《官箴》强调：“反复变诈，不如慎始。防人疑众，不如自慎。”行事之前就要慎重谋划，从而避免反复更改的情况发生。与其对周围的人时刻提防猜疑，不如自己谨慎小心。清朝的康熙帝在训谕子孙时指出：“凡天下事不可轻忽，虽至微至易者，皆当以慎重处之。慎重者，敬也。当无事时，敬以自持；而有事时，即敬之以应事，务必谨终如始。慎修思永，习而安焉，自无废事。”处理军国大事要谨小慎微，处理微小容易之事，也要慎重对待，毕恭毕敬。曾国藩作为朝廷大员，知晓为官要诀在于规范言行，故他告诫家中子弟“在外以‘谦谨’二字为主”。

　　传统家训中包含的为官之德，有些内容于今不合时宜，也有相当部分的内容依然可资利用。总体说来，传统家训意在弘扬“公、勤、慎、廉”的为官之德，清除“昏、懒、庸、贪”的消极为官理念，强调家风与官风、社风是紧密相连的。今天，我们要持续弘扬优良家风，传承廉洁基因，营造家风正、党风清、政风淳的良好生态。（陈星辰 作者单位：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）